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武汉大桥之美术设计，要配合大桥本身雄伟建筑及武汉都市建筑，以表现我们伟大祖国的新时代，责成铁道部设置奖金，广泛征求国内美术建筑专家个人和集体的优秀作品，送呈中央核定。
唐寰澄
在众多备选设计中，名列最后一名的二十五号方案并不显眼。它的设计者，是毕业于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刚刚进入武汉大桥局的唐寰澄。
唐寰澄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陶，他认为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座大桥，应该与中国自己的本土特色相融合，所以在桥头堡的设计上他加入了中式的元素。这样一个普通的设计能否打动评委连唐寰澄自己都没有把握，那而，正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普通的设计。最终由周恩来总理拍板、采用！
唐寰澄和他设计的大桥模型
原来，其他二十四个设计图样的桥头建筑，都采用了大厦和高塔形式，这是当年的人们对新中国第一座大桥最丰富的想象，然而这些方案所使用的美术装饰将增加几千万元的建筑费用，这相当于桥梁总价格的百分之七。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这必然是一笔大的开销，于是，这些飞扬的桥梁、峭立的高塔只好永远被存放在历史当中。当时周总理说了要采用最经济的方案，而唐寰澄这个设计不仅有中国特色，还恰好是造价最经济的！
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亲自来到武汉，听取了武汉长江大桥选址的汇报，还亲自踏勘线路，对龟山至蛇山一线比较肯定。选在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是因为这里的江面比较窄，两岸地势较高，是难得的自然条件。把桥址选在这里，既可以缩短正桥，大大较少两岸引桥的长度，又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当时，修一座桥要从中央政府指示到一致通过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亲临现场勘察指导，可见这个工程在当时之不易，也可见重视的程度，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武昌桥头的纪念碑
有人会发现，矗立武昌桥头的纪念碑造型有点特别，不像其他的纪念碑是方形而是个圆柱体。这个圆柱体其实象征着象征着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使用的管柱钻孔法。
1954年春，武汉长江大桥筹建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反复论证中一个重大技术难题摆在了设计者面前，那就是深水施工技术。水下施工，如果采用桥梁界惯用的气压沉厢法，需要工人进入封闭充氧的铁箱内沉入水下去铲挖河泥，铁箱内外气压悬殊，这样就会给工人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对施工进度也有严重的局限。
一般来说武汉大桥将近40米的水深，潜水员下水一天的工作量只能够三四十分钟，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潜水员去工作，加上深水压力会让潜水员患上沉箱病。
工人在压缩空气条件下工作，若工作时间长，或从压缩气箱中未经减压室骤然出来，或减压过快，就容易引起沉箱病，简单的说就是空气当中的氮气和氧气，压缩到血液当中溶解以后在潜水工作工人的身体里形成气泡，对人全身都会造成严重影响。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建桥进度就得不到保障，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九五四年七月，苏联专家康·谢·西林提出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不采用压气沉箱法，建议用管柱钻孔法。管柱钻孔法有明显的优点，能在距水面三十七米以下施工，不受深水期的限制，而且不影响工人身体健康。周恩来获悉西林的管柱钻礼法后，又仔细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采用管柱基础架设大桥在我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从稳妥、可靠起见，周恩来要求经过实验才能施工。有关部门对管柱钻孔法的设计方案经过三个月的讨论和半年的试验，证明确实可行，这样，周恩来同意报经中央批准。由于采用西林的管柱钻孔法的新技术，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比原来的预计既缩短了工期，又节省了投资。